当年，我从台南一中毕业考进海洋大学，那时的校名还是海洋学院。当时大专联考分成甲、乙、丙三组，我考的是甲组，也就是理工组，被分发到食品科学系。那时候系名也不是食品科学，而是水产制造系。“水产制造”，不就是一般人说的“做鱼罐头”的吗？所以发榜后，我心中满是郁卒和失望。不过开学之后发现，虽然是制造系，但是化学方面的课程却很完整，所以就念下来了。
说到水产制造，我还记得我大二时的班代表选举，那一年很特别，有好几位同学出来竞选，所以候选人还发表政见。其中一位同学的政见最特别，就只有一条：他要在任内全力向学校及教育部争取更改系名。那时，水产制造系毕业，领的证书是“农学士”。明明我们是甲组考进来，却颁发一个“农学士”，真是孰可忍？孰不可忍？所以，他要把“农学士”也一并正名。大家一听，振奋的不得了，票都投给他。他当选后的确非常积极，不断找校长李昌来先生沟通，也不止一次写陈情书给教育部。不过到学期结束，他并没有改名成功。这位班代表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毕业后到美国念了生化博士，现在美国。当年改名没能成功，但后来的学弟妹们前仆后继，终于把系名一路从“水产制造”改成“水产食品科学”，后来又嫌“水产”两字不好，又把它拿掉改成“食品科学系”。
我从水产制造系毕业，服完一年的预官役，回到系上任助教。两年后我得到美国德州理工大学食品营养研究所的奖学金，出国念书。当时心中想:自此远走高飞，从此与水产制造说Bye Bye。
没有想到，我在美国念完硕士、博士学位，工作5年之后，又回到海大来任教，做的又是水产相关的研究。真是绕了一大圈子，又回到原点。
对于改名求好的心理，我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我自己经历过。然而，由于我绕了一圈回来，所以体认就更深刻。我自己的一段经历，现在回想起来颇有意思。当年，我获得奖学金到美国读书，对我而言，这是一件大事，因为有了奖学金，才让我得以实现出国念书留学的梦。入学后，有一次与指导教授（他那时也是研究所的所长）聊天，他提到他当时看了我的申请资料，里面有两点令他印象最为深刻，其一是我的成绩，另一则是我念的是水产。德州虽然是美国滨海的一州，但是德州很大，德州理工大学位处西北部的Lubbock城，与临海的Houston和Galveston之间有六百多英哩，大约一千多公里的距离。这么一个内陆大学的食品营养研究所，今天来了一个念水产的研究生，真是令他们期待。
最近，大家正忙着争取教育部的“迈向顶尖一流大学计划”所编列的5年500亿（新台币）的经费，学校在经过多次的会议和讨论后，觉得水产研究中心还是海洋大学向教育部提出争取经费的强项之一。这使我想起了一句老话：小时候，我们见山是山，见林是林；忽焉觉得见山不是山，见林不是林；及至后来，蓦然回首，见山又是山，见林又是林。正是“山还是山，林还是林”。
我从民国五十四年进入水产制造系，至今正好四十年。如果今天再问我对于水产和农学士的看法，我非但对它们没有意见，反而引以为傲。我丝毫不会因为我是农学士或者做的是水产的研究，而有在学术圈中不如人的感觉。对于名称的改变，我也并不是反对，有的时候，这恐怕也是不得不然的时代因素。不过，我所想的是，若干十年之后，新的名称是否还能保有水产这块招牌之于海洋大学今天的这个局面？这恐怕是我们大家都要警惕和努力的。
选择学术为一生的志业，就必须著书立论，发表论文。要有论文，就要不停的研究，因此，确立个人的研究方向就很重要。我觉得，研究最好不要做的太杂，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及精力毕竟有限。我在（民国）七十二年回到海大工作，七四、七九和八五年起，我分别启动吴郭鱼、草虾和石斑鱼的营养研究。这两条鱼和一尾虾就一路伴我至今。
二十多年的研究生涯，朝夕与研究生相处。跟我一起打拼的研究生都有积极的学习棈神和认真负责的研究态度，让我深深觉得能与他们工作，乃人生之乐事也，夫复何求？我的另一半，她始终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和照顾，让我毫无后顾之忧。这些，又岂仅是言谢所能尽？
海洋大学使我启蒙，带我成长，更提供一个让我能够充分发挥的工作环境。对于海大，我是衷心感念的。对于食科系的同仁们长年的支持和帮忙，我也感谢莫名。海大若有任何我可以效力的地方，我自必全力以赴。副校长在茶会上说：“你一旦沾上了鱼腥味，这辈子你就脱离不了”，我经营水产数十年，何止只是沾上？这一身的鱼腥味是注定跟定我了。
